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的杰出领袖，在漫长的革命与建设征程中，彰显出了无比博大的胸襟与气度。他的这种胸襟，宽广得仿佛能容纳天地万物、怀抱日月星辰、汇聚江河湖海，是我们永远值得效仿的榜样。
怀抱乾坤
在《三国演义》的第二十一章，曹操在煮酒论英雄的场景中提到：“真正的英雄，心里装着大志向，脑子里有好计谋，仿佛能装下整个宇宙，胸怀像天地一样宽广。”毛泽东对曹操这番关于英雄的看法很是赞同。据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回忆，1957年春天，毛泽东在外出考察时，跟身边的人聊起《三国演义》里曹操煮酒论英雄的情节，并且准确无误地背诵出了曹操的那段话。到了晚年，他在练习书法的过程中，还经常写下曹操的这番言论。
毛泽东的心胸，不仅涵盖了中国与世界，更延伸至“即便静坐一地，仿佛也能日行八万里，仰望星空，仿佛能遥看无数星河”，展现出了包容整个宇宙的宏伟境界。
1912年秋天的时候，毛泽东在长沙的省立湖南图书馆内，目睹了一幅名为《世界坤舆大地图》的画卷，内心深受触动。到了1918年4月，当毛泽东为罗章龙送行，目送他前往日本时，他写下了一首七言古诗，诗中有一句“宇宙万物视如粟”，这初次展现了他把天下大事都放在自己肩上的广阔胸怀。
年轻的毛泽东心系民族未来，立下了“改变中国和全球”的远大抱负。新文化运动期间，他决意探索拯救国家和民众的真理，与朋友们相互鼓舞，只探讨“人的本质、人类社会，还有中国、世界乃至宇宙的奥秘”！在创立新民学会时，他明确以“改变中国和全球”作为学会的宗旨。1919年12月，毛泽东再次踏上北京的土地。他深受李大钊的启迪，研读了众多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由此成为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徒，誓言要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以及全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终生。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毛泽东始终怀揣着一种胸怀祖国、放眼全球的视野。他在诗词里，将红军比作“神兵天降”，还提及了传说中的“不周山”，那是人间通往天界的唯一道路；他的笔下还有“要用万丈长绳把鲲鹏捆绑”“狂风为我自天降”“现在长绳在手，何时能擒住巨龙？”“待到天下太平，全球共享此清凉”等词句。由此可见，即便是在危机四伏的战争环境中，毛泽东依然拥有着跨越时空的深远目光、直通苍穹的广阔胸怀。
新中国诞生后，毛泽东在引领社会主义建设的征途中，展现出了一种跨越时空、包容世界的伟大胸襟与气魄。1958年6月30日，当毛泽东看到《人民日报》刊登的江西省余江县根除血吸虫病的喜讯时，他挥毫泼墨，创作了《七律二首·送瘟神》。诗中“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这两句，生动描绘了毛泽东超越尘世的眼界，仿佛他能遨游天际，俯瞰整个宇宙。而在1963年，毛泽东所作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词中，再次体现了他这种宏大的视野与眼光。在这首词里，他以宇宙为视角审视着“小小寰球”上的风云变幻，把那些推行霸权主义、反对中国的国家比作“苍蝇”“蚂蚁”“蚍蜉”，对这些反华小丑充满了不屑。从这首词中不难发现，毛泽东总是立足于宇宙的高度来分析问题，彰显了他那广阔无垠的视野和包容宇宙的博大胸怀。
在谈到国际上的战争与和平，甚至是核战争的大问题上，毛泽东是从宇宙那般宏大的视角去审视的。1955年1月，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成功解放一江山岛后，美国竟大胆干预中国内部事务，还恐吓说要对中国动用核武器。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显得极为不屑。在芬兰首任驻华大使孙士敦前来递交国书时，他这样说道：“美国的原子弹吓唬手段，对中国人民根本不起作用”，“就凭美国那点儿原子弹，根本消灭不了中国人。哪怕美国的原子弹再厉害，投到中国来，就算把地球打个窟窿，炸得稀巴烂，在太阳系里或许还算个事儿，但放到整个宇宙来看，根本就不值一提。”毛泽东之所以能展现出这样的魄力和胆识，是因为他拥有容纳宇宙的宽广心胸和远大眼光。正是这样的心胸和眼光，让他能深刻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却又不受其限制，而是用宇宙运行的根本规律去衡量一切。因此，他的胸怀、气度、胆略、视野，都超越了古今，看穿了整个宇宙。
心藏天地，胸怀如抱日月之光。
人们常说：“心里装着天地，自然心胸开阔。”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拥有广阔胸怀的伟大人物。他的一生经历了无数次困境，但从未陷入悲观或消极，总是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
1927年3月份，毛泽东（位于二排左侧第八位）出席了在武汉举行的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1923年6月，中共三大举行，年仅25岁的毛泽东成为了中央执行委员，还进入了五人组成的中央局，当上了中央秘书，和陈独秀等人一同管理中共中央的日常事务。然而，到了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时，毛泽东因为回湖南养病而缺席，结果没能再次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仅仅过了半年，原本在中央领导层的他，连中央委员的位置也没了。但毛泽东并不把这事放心上，他全神贯注地投入到工农运动中。他政治立场坚定，能力出众，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后来，他陆续担任了不少重要岗位。在国共首次合作的1924年1月，毛泽东在国民党“一大”上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月就去上海担任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和组织部秘书。1925年9月，他又到广州参与筹备国民党“二大”，10月时还代理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到了1926年1月，毛泽东在国民党“二大”上再次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但5月时因为蒋介石排挤共产党而离职。不过，他仍在广州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并担任所长，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重要人才。11月，他转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3月，他又到武汉，成为了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继续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同年四五月的中共五大上，毛泽东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从1925年到1927年，毛泽东虽然职务时高时低，但他从不计较这些，而是满怀热情地投身革命，还将实践经验总结成理论，写出了两部重要作品：《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年，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候补委员。在领导秋收起义时，面对敌人强大而我们相对较弱的实际情况，他改变了原本中央决定要攻打长沙的计划，带着队伍开创了井冈山作为革命根据地。不过，毛泽东的这个决定受到了中共中央的指责。到了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一次扩大会议上决定取消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的身份。但这个决定传到井冈山时，却错误地被传成了“开除党籍”。因此，毛泽东不能继续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了，只能以“党外人士”的名义来担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的师长。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因此沮丧，他作为师长依然指挥红军取得了多次胜利。后来，弄清楚他其实并未被开除党籍后，他的党内职务也得到了恢复。
1929年，毛泽东提出的加强党对红军全面领导的观点，并未获得党内大多数人的认同和支持。在那年的6月份，红4军七大会议中，他失去了红4军前委书记的职务，不得不离开领导岗位，到一个偏僻的山沟里休养身体。直到9月份，中央给红4军前委发来一封指示信，认可并支持了他的观点，随后在12月召开的红4军九大会议上，他才得以再次当选为前委书记。
1935年1月，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提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但自遵义会议至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他也遭遇了困难。1937年11月，王明回到国内，紧接着在12月就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王明自视为共产国际派回的“权威人物”，发表了题为《持续推进全国抗战并争取胜利的策略》的报告，主要批评了洛川会议后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正确立场和政策，指责毛泽东等领导人未能坚守“抗日至上”“一切为抗日服务”的原则，过分强调自主，未遵循“统一战线至上”的工作方式。由于王明代表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立场，对参会者产生了显著影响。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都站在王明一边，毛泽东再次陷入孤立。后来，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提到王明回国后“挑战中央路线”，1937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孤立无援”。13日，该月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决议》表明，在王明领导下的代表团“圆满完成了党中央和共产国际赋予的任务”，这实际上承认了王明对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也谈及此事，他说：“如果十二月会议的情况持续下去会怎样？有人说（指王明）他奉共产国际之命回国，因为国内情况不佳，需要新方针。这新方针主要涉及统一战线和战争两个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坚持自主还是放弃或削弱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坚持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由于毛泽东等人的反对，王明的错误观点未能形成会议决议，会后，中共中央仍按原方针行事。1938年3月，任弼时前往苏联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向共产国际如实汇报了中共的情况和中国抗战现状，并提交了一份15000字的书面报告大纲，共产国际这才全面了解实际情况。6月11日，共产国际发表声明，肯定了中国共产党自抗战以来的政治路线。7月，在共产国际工作的王稼祥回国，传达了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应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共“领导层中需营造紧密团结的氛围”。在此背景下，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领导地位。
1937年12月，延安举办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上，毛泽东（照片后排右侧第一位）与其他参会人员共同留下了合影。
除了和敌人斗争时所遭遇的种种困难和危险，毛泽东在党内也历经了不少错误的批判和打击，而且次数远不止已知的那些。在1956年9月10日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谈及自己在党内所受的委屈和不公正对待时提到：“我记得的就有二十回。”至于具体是哪二十次，毛泽东并未详细列举，只是简单说了几句：“像是没被选为中央委员，只能发言不能投票；还被撤掉了一些职务，比如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党代表（井冈山时期）和前委书记等。说是‘开除党籍’了，但总得给我个位置，就让我去当师长。”这里毛泽东所说的二十次打击，不仅仅是撤职降级，还涵盖了各式各样的处分。然而，面对这些挫折和打击，毛泽东从未沮丧，他总是以博大的心胸接纳那些不公正的待遇，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越是受挫越是奋发向前。
1956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的会议上，谈及怎样面对错误打击和不公平待遇时，他说道：“我想在座的同志里，或许有人曾或多或少受过冤枉，心里觉得委屈。面对这些冤枉、委屈，还有那些不合理的惩罚和错误的对待，例如被扣上‘机会主义’的帽子、被撤职或者调岗等，大家可以选择两种态度：一种是因此消沉，心生怨气，感到不满；另一种则是把它视为一种宝贵的教训，一种成长的磨砺。”显然，后一种态度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革命事业都更有好处，也是党员和干部应当持有的态度。在毛泽东看来，不公平待遇并非全无益处，如果能把它当成一种有益的教训，就能把坏事变成好事。中国古代的孟子就很看重如何正确面对人生的各种磨难，他认为正是这些磨难才造就出了杰出的人才。毛泽东曾引用孟子的话，“所以说，上天要把重大的使命交给某个人，必定要先使他的内心痛苦，筋骨劳累，使他忍饥挨饿，身体空虚乏力，使他的每一行动都不如意，这样来使他的心灵受到震撼，使他的性情坚忍起来，增加他所不具备的能力。”他用这段话鼓励党内同志要正确看待自己所经历的磨难。毛泽东还提到司马迁的话：“文王被拘禁时推演了《周易》；孔子在困厄中编著了《春秋》；屈原被流放后创作了《离骚》；左丘明失明后写出了《国语》；孙膑被砍去了膝盖骨，编著了《兵法》；吕不韦被贬到蜀地，传出了《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下了《说难》《孤愤》；《诗经》三百篇，也大多是圣贤们为抒发愤懑而创作的。”他进一步解释：“这些故事里，像文王推演《周易》、孔子写《春秋》这些事儿，近代有人怀疑它们是否真实存在，我们可以先不去管它，留给专家们去研究。但司马迁是相信这些事的。文王被拘禁、孔子遭困厄，这些都是确凿无疑的。司马迁提到的这些事儿，除了左丘失明，其他都是因为上级领导者对他们进行了错误的处理。”毛泽东认为，受到不公平待遇，对他们来说本来是坏事，但却促使他们在哲学、文学、军事等领域留下了传世之作，所以又变成了好事。他以这些例子来说明：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曾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错误处理干部，让他们遭受不公平待遇，这当然是不应该发生的，是应该被反对、被纠正的。但是，作为被错误处理的干部，应该正确面对，因为“一般来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降职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都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学习到很多新知识。”毛泽东说：“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历，并从中受益匪浅。”面对逆境，毛泽东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从不计较个人受到的不公平对待，展现出了他胸怀宽广、包容天地的博大情怀。
大海能容纳众多江河之水。
民族英雄林则徐曾为自己题写了一幅励志对联：“如同大海容纳无数江河方能显其广阔；好比峭壁耸立千丈之巅因无贪欲而显其刚强。”对联的上半句“如同大海容纳无数江河方能显其广阔”，意在表达人的心胸若能像大海一样包容众多河流，便会变得宽广无垠，这样的人方能成就非凡。毛泽东便是拥有如此博大胸怀之人，他的心胸之广，堪称“容纳无数江河”。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讲道：咱们大伙儿来自四面八方，为了同一个目标，得紧紧拧成一股绳。这团结啊，不光得和想法一致的人抱成团，还得有本事把想法不一样的人拢一块儿，甚至那些反对咱们、且事实证明犯了错的人，也得想法子团结起来。（出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页1443）他特别强调说：“咱们队伍里，有的人犯过错，还挺大，但不能因此就嫌弃人家，得准备着和他们一块儿并肩作战。”这便是毛泽东对自己行事风格的总结。
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的会议现场，毛泽东站在主席台上，与刘少奇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许世友过去是张国焘的手下，后来到延安进了抗日军政大学深造。1937年3月，党中央严厉批评了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但在这次批判中，有些人在批评张国焘时，连他领导的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也一起指责，这让红四方面军的学员们倍感压力。许世友对此深感困惑，还听说中央要处决张国焘等人的谣言，生怕自己受到牵连。于是，他联络了红四方面军的王建安、洪学智、刘世模等30多位干部，打算带着枪逃离延安，回到四川找老部下刘子才，继续在大山中打游击，以此来证明自己对革命的忠心。他们秘密串联，准备携枪潜逃，但这一重大错误很快就被揭露了。毛泽东得知此事后，给出了三条指示：首先要保密，其次先把人抓起来，最后要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许世友等人被抓后，有不少人提出，许世友带头携枪逃跑，罪行严重，应该严惩。但毛泽东认为事情复杂，许世友想逃有他的责任，但一些同志在处理问题时过于简单粗暴，也有责任，把事情做绝了，把同志逼上绝路，能不反抗吗？如果杀了许世友，会不会还有第二个、第三个许世友出现？说不定还会引起红四方面军指战员更大的不满。毛泽东主张先查清事情真相，既要批评他们的错误，也要从轻处理，团结他们。在许世友被关期间，毛泽东还让陈赓给他带了一包“哈德门”香烟。事情查清后，毛泽东亲自去看望许世友，说：“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财富，不是张国焘的私人部属。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到四方面军的，他的错误应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无关。张国焘是张国焘，你许世友是许世友，怎么能混为一谈呢？”许世友听了毛泽东的话，非常感动，他声音哽咽地说：“主席，我错了，今后我一定跟着您，革命到底！”毛泽东随即指示释放许世友，让他重回抗大，还兼任了校务部副部长。第二年1月，党中央又撤销了对他的党内处分。许世友对毛泽东更加钦佩，他把自己比作毛泽东的“随身宝剑”，毛泽东指向哪里，他就冲向哪里。
◆许世友深受毛泽东的关怀与庇护，就像得到了温暖阳光和滋润雨露一样。
西安事变的顺利处理，对国共两党重新携手、共同抗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西安事变和平处理后，周恩来回到延安，毛泽东等人热情地迎接了他。
为了共同抵抗日本侵略，毛泽东展现出了宽广的胸怀，即便是面对曾杀害众多共产党人的蒋介石，他也以大局为重。1936年12月12日，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扣押了前来督战的蒋介石及其重要随行人员，并宣布成立西北抗日联军临时军事委员会，通电全国，呼吁停止内战、改革政治、团结抗日。张学良主动向中共中央发电，希望能听取中共的意见。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开会商讨对策。会上，多数人主张处决蒋介石。但毛泽东从长远的中日关系着眼，认为若杀掉蒋介石，将引发中国的全面内战，导致军事和经济力量大幅损耗，削弱中国抵抗日本的能力。同时，全面内战也会给日本提供可乘之机，使其有机会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一举征服中国。为避免内战，毛泽东提出，应先让蒋介石承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再释放他。这样不仅能避免内战，还能整合中国内部原本对立或矛盾的政治、军事力量，形成抗日统一战线，大大增强中国的抗日力量。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考量，毛泽东提出“有条件释放蒋介石”，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一提议让中央其他领导颇感意外，一时难以接受，但毛泽东耐心说服了他们。最终，中共中央决定和平解决事变，在蒋介石承诺抗日条件下释放他。中央派遣周恩来前往西安与蒋介石谈判，蒋介石同意停止“剿共”后，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商定释放蒋介石回南京。毛泽东以他深远的视野和宽广的胸怀妥善处理了西安事变，为和平解决事变、避免内战、促成国共合作抗日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说，正是毛泽东的博大胸怀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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